生存或死亡，这不仅是莎士比亚笔下哈姆雷特“高贵的忧郁”问题，更是中华民族精神一个无法开释的情结。正是这种情结，一代代民族精英在理想主义的指引下，追求着生存信念的完美，而正是这种执著的追求绵延着中华的国脉和邦本。

　　在《史记》的《赵世家》中，遭受宫刑之辱的司马迁通过公孙杵臼丶程婴与赵氏孤儿的一段野史，抒写了支撑中华民族精神凝重的“生死”情结：危急时刻，为了家国天下，死者慷慨从容，生者自强不息丶忍辱负重；赵氏孤儿不仅仅是一个家族复兴的希望，更是一种信念不灭的传承，一句“春秋祠之，世世勿绝”的结语抒尽一代史学大师纵贯千古的良苦用心。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赵氏孤儿》剧“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18世纪，伏尔泰把它改编成《中国孤儿》在法国上演。剧中，伏尔泰借成吉思汗之口说出了他对中华民族精神“生死”情结的评价：“我虽则要用武器对付他，但我却崇拜他的人格……他们并没有征伐的武勋，而是依照传统统一天下。”对此，歌德也曾评价说：中国作品中有“结了晶的人性”。它折射出的中华民族精神的“生死”情结同西方人文主义者关于生存与死亡价值抉择的思索一样，震撼着人类的灵魂。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就是在这些人的思想当中，频频折射出了中华民族精神“生死”情结的光辉。特别是在危及中华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具有这样思想的人物更是灿若群星：为挽救北宋内政外交的困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不惧个人的荣辱得失，毅然开政治改革先河；后继者王安石更是忍辱负重，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无畏气概，再次进行改革。甚至在国家的大厦将倾之际，他们仍然试图挽狂澜于既倒。决意效法程婴故事的文天祥，道出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抗清名将袁崇焕以文臣领兵，在辽东独拒后金举国之师，成为不可逾越的铁锁雄关；在国家倾覆之际仍有抗清名将史可法书写最后的壮歌，其诗“来家不面母，咫尺犹千里。矶头洒清泪，滴滴沉江底。”至今读来仍感人至深。在清末的戊戌变法失败后，面对即将举起的屠刀，谭嗣同从容地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遂相与一抱而别。寥寥数语，道出了中华民族精神中“生死”情结的完美解注———不仅为他们自己，也为几千年来在这种情结鼓舞下前仆后继的英雄们。几千年来，无数被这种情结鼓舞的英雄们正是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生与死的荣光，用理想主义的完美书写着他们的墓志铭。

　　中华民族之所以高度重视历史，就是那里面记载着中华民族精神永远不灭的传承和历代祖先们生与死的辉煌；同时那些背叛民族利益的人也将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为人们所不齿。在近代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当时已经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地区的爱国知识分子仍然为保存中华文化丶宣扬中华民族精神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连横先生以毕生的精力创作《台湾通史》，他写作最直接目的就是“冀维民族精神于不堕”，维护中华民族的传统于一线。他说，“古人有言，国可灭，而史不可灭”。可见中华民族精神的“生死”情结，是中华千古史家一脉相承的灵魂。

　　纵观历史，正是靠着这种精神，中华民族才能历久弥新，中华文明才能绵延不绝。鉴古而知今，已经觉醒的中华民族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一定能够走向新的辉煌。而现在，一小撮“台独”分子出于一种狭隘的心态，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设置重重障碍，为一己私利而数典忘祖欲自绝于中华民族，妄图分裂中国，不自量力地向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挑战。中华民族虽然“没有征伐的武勋，只是依照传统统一天下”，但是中华民族却有为了尊严不惜做出任何牺牲的勇气，这仍然是中国的传统。与过去不同的是，日渐强盛的中国，在不屈的民族精神鼓舞下，一定能够挫败任何挑衅，也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